男人的公文包里不仅装满权力也装着秘密和阴谋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6期，原文标题《一只包的男子气概》

  虽然公文包最早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钞票袋，但在19世纪中叶，在法国青年西蒙·迪索－都彭（Simon Tissot-Dupont）将传统皮质旅行箱改为更轻小的现代公文包后，它便与西服及皮鞋一起，慢慢的变成为当时男权社会下展现男性气质的理想配置。

  如果说欧洲上层社会男性用西服与皮鞋来维护绅士形象的话，那公文包的出现则在功能上更加巩固了男性的社会权力。

  带金属扣的传统翻盖式公文包（Briefcase）最初是律师们用来装法庭公文（Brief）的，现代公文包的英语名字由此而来。英式公文包（Top Frame Briefcase）别名“医生包”，这种包很能装，打开方便，当时出诊医生往往要带很多工具，所以此包大受青睐。而法式公文包（Attaché Case）名字中的“Attaché”来源于法语，乃大使馆的随员之意，因此该包又叫“大使包”，皮质极硬、棱角分明、带锁，国事访问就靠它携带重要文件，安全又正式。

  实际上无论律师、医生还是政府职员，在19世纪的欧洲只有男性可以担任这些工作。因此这类为“专业技术人员”打造的手提式公文包，也就成了上层男性的标志。当时邮递员和士兵会把包背在肩上，而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就更没机会使用这类公文包了。

  作为权力象征和载体的公文包很快就进入了更高殿堂。英国政府从1860年便委托伦敦皮具商Barrow & Gale定制了第一批红色皮质公文包，配给所有部长级官员用来装载和运送“秘密”级别的。这些用松木打造，外覆红色羔羊皮的公文包，正面有烫金的王室字母缩写标志，俗称“红匣子”。

  这一承载权力的传统延续至今，每年英国政府预算汇报日，你便会看到财政大臣站在唐宁街11号的财臣官邸前，将装着年度预算的财臣专用红色公文包高高举起供媒体拍照，然后打开，对公众一条条宣布预算内容，体现政府透明度。此包从1860年制成后在历任英国财臣手中辗转，直到2011年才因为实在太过破旧而不得不永久退休，再做新包。

  从英国温莎公爵，到挪威肯特公爵、西班牙阿方索国王、英国首相丘吉尔，欧洲各国王室和政府要员都有自己钟爱的公文包。

  公文包里不仅装满了权力，也装着秘密和阴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占领北非准备从西西里岛登陆欧洲，但此时德国和意大利军队早已派重兵把守。为了调虎离山，盟军想出“肉馅计划”，他们找来一具死尸，给它穿上英国皇家海军少校的军服，并在他的公文包里放了封伪造的信件，信中英国皮尔德将军向盟军驻北非的亚历山大将军“无意间”透露了盟军要在撒丁岛登陆的消息。就这样尸体被英国潜艇拉到了西班牙海域，后来德国间谍果真相信了这封信，驻守德军被调到撒丁岛，盟军在西西里岛顺利登陆。

  公文包也成了接近权力核心最直接的方式。1944年7月20日早晨，准备出发前往希特勒地堡“狼穴”参加会议的德国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在自己的公文包里放了三样东西：炸弹、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在“狼穴”负责接待的副官曾发现他的公文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只回答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最终在会议上，一位军官无意中挪动了施陶芬贝格留在桌子下的这只公文包，才使得希特勒逃过一劫。

  到了“冷战”时，公文包的形象依然如此。英文中“bagman”这个单词除了意为头脑机灵的生意人，也专指“美国总统身边专管核弹密码公文包的人”。

  后来随着法国时尚业和意大利皮革业的发展，公文包愈加普及，成了全世界政府职员和企业员工的标准配置，但依然仅限于男性使用。这段时间的公文包又被称为“公事包”，一个男人，只要他西装笔挺地带着自己的公文包出门，就代表着他没有失业。磨旧的皮质公文包便成了权威和资历的象征，代表着这个人工作多年后社会地位的稳固，值得信赖。

  公文包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女权运动的出现。在“二战”后欧美诸国女权运动逐步打破男性职业垄断的同时，各国也在塑造符合国情的新男性气质，公文包和它代表的男权社会绅士形象就这样到了退出主流舞台的历史节点。

  “二战”后经济腾飞的美国急需淘汰继承自欧洲的传统绅士形象，树立自己的男性气质。

  其实早在19世纪，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等美国作家就开始批评讲究奢华、养尊处优的欧洲绅士气派，认为他们缺乏男子气概，相反美国男人需要在广阔的大自然中构建自己的男性气概：“我们一旦把年轻人送到欧洲去，他们就会变得奢华和柔弱。在我看来，到大草原上游历一番倒是更有可能培养人的男性气概，让人变得朴实无华和自力更生，这样才可以与我们的整体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新时代到来，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更需要吃苦耐劳的男性气质。他们不那么讲究言谈举止温文尔雅，也可能没那么多闲情逸致，性格不细腻，甚至有点粗野狂放。但他们独立、善良、忠诚，在女性面前显得拘谨正统，在同性朋友面前显得坚定可靠。他们是诚实的劳动者，信奉生产主义的价值观，不怕苦不怕累，为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自力更生感到自豪。

  这些品质以及对工业生产的笃信构成了“美国梦”中的典型男性气质。尽管践行这种男性气质的劳动阶级从来就没成为美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导，但他们却是美国工业经济的生产和消费主体。

  双肩背包几乎是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的。尽管背包的历史比公文包更悠久，但自17世纪初衣服口袋出现后，背包逐渐被淘汰，只有陆军还大量使用。“二战”后，随着美国徒步、露营、房车等户外运动越来越流行，现代意义上的运动双肩背包不断普及。用身体背起更大负荷的重物，极其吻合自力更生的“美国梦”男性气质，被解放的双手还可以一起进行更多活动。到了70年代，城市休闲背包在美国出现，被劳动阶级大量使用，随后又逐步在美国大学校园流行，也就是如今我们说的双肩“书包”。新兴的双肩背包甚至反作用于欧洲，法国大学从80年代开始大量普及“书包”，取代了传统的单肩挎皮质“学院包”。

  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第一批“下海游泳”的个体户既没有欧洲绅士的家底，也不是坚信诚实劳作却单调乏味的工人，他们脱离了诸多传统道德的束缚，在经济起飞的最初那一段时间占得先机。

  新的国情催生了新的阶级，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一时间成为中国男性气质新的衡量标准。出门谈生意需要携带大量现金，尼龙材质的腰包，以及夹在腋下的拉链式手拿包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男性身份的象征，那时人们爱讲，“让腰包鼓起来”。但后来随着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对金钱无止境的追求，社会对这类男性气质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腰包也因此一度沦为贬义。

  美国《智族》和《时尚先生》的主编都曾表示，正是几十年来女权主义运动的积淀，80年代的美国在平权精神影响下才头一次出现“男性时尚”这一概念。此后男人的选择慢慢的变多元，服装和包逐渐褪去了它们原本被赋予的社会身份，双肩背包、腰包都曾超越阶级，被作为高级品牌的时尚单品推出，而公文包更是作为复古款式重新流行。但包对社会身份及权力更大的颠覆要等到21世纪了。

  帆布或皮质的托特包（Tote Bag）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它开着口，没有拉链，极其轻便，但因为太不正式始终处于时尚边缘。

  它线年，英国奢侈品设计师安雅·希德玛芝（Anya Hindmarch）为了反对塑料袋对环境的破坏，发布了一款托特包，白色帆布袋子上穿了两条麻绳作为提绳，布袋子上绣着几个字：“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一只塑料袋）”限量发行，售价5英镑，希德玛芝希望人们以此取代塑料袋。这款布袋子上市之初就火了，当时正好赶上伦敦时装周，名模艾琳·欧康娜（Erin OConnor）背着这款包出席了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秀，媒体对着她猛拍，这布袋子立即登上了重要版面。

  后来的故事就是，印着各式花纹和Logo的布袋子被冠以“环保袋”之名，从超市、书店，到博物馆文创，再到时尚品牌，都出了自己的“环保袋”。它不仅成了取代塑料袋的环保手段，也成了解构权力和时尚本身的最佳利器。从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这样的时尚教父，到国际影星、社会名流、白领、学生党，甚至广场大妈，人手一个几块到几十块钱的布袋子，上班、上学、逛街、买菜、旅行都能用，包可以不再是昂贵的开销，也不一定要受限于严格的社会阶级规定，更不受限于年龄和性别。

  托特包因被赋予了众人平等又环保的都市生活理想状态，而尤其被文艺青年和波波族喜爱。但有意思的是，本意倡导环保的托特包却因过度生产，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浪费。如今它们几乎就和塑料袋一样普遍了：一些超市收银台提供印有Logo的免费托特包，商业机构喜欢把托特包作为发布会或日常推广中的赠品，时尚品牌则把它变成了类似“T恤+Logo”的快销品，只要每季更换印花就行了。几年前欧洲市场调查与研究机构埃德曼伯兰（Edelman Berland）曾做过一项调查，其中近半数收房的人说最近一次购物使用的仍是塑料袋而不是托特包，他们中40%的人在结账时根本忘了自己身上带了托特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