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国家形象面临着“自塑”与“他塑”的现实困境。外部世界关于中国的马赛克式的知识构成，全球化体系中中国建构性思想资源的缺位，海外对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边界的对立性和模糊性处理等三方面因素使得这种困境更加复杂多变。汉学家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资源，从知识、思想和形象逻辑三个维度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汉学路径，构建出一套关于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有效话语格局。未来，我们该从全球汉学话语能力建设的联络机制、汉学话语表达的智库模型以及汉学话语理解的对话形态三个维度深化这一话语格局的建构工作。

  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与中国学、儒家伦理哲学、中国文化译介与传播。主要著作有《伦理世界的诗性敞开〈礼记〉诗学问题论析》、《北美汉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汉学形态》、《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管窥》（合著）等。

  汉学是海外关于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学问，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汉学家是中西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海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知识群体。世界汉学话语体系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国际知华友华人士，传播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维度和支撑领域。习高度重视汉学家工作，在致“第三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希望各国汉学家作为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为沟通中外文化、增进理解友谊合作作出更加积极的努力”。[1]在习指引下，有效挖掘和利用好海外汉学家这支文明互鉴的有生力量，进行有效的世界汉学话语能力建设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列强环伺，志士仁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向西方学习和寻找救亡图存道路的努力。“德先生”和“赛先生”以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尺子丈量中国社会，东方睡狮在各种主义的包围下一度自我质疑和困顿迷惘。由此，在早期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过程中，中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历史底蕴被严重低估甚至有意忽视，且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型国家自身知识体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被旁置。而在当前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大行其道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困境仍然存在。

  马赛克式的知识构成。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一直是碎片化的，中国的国家形象由西方社会通过各种零散的认知拼接而成。总体而言，中国国家形象因西方人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角度不同而迥然相异。在“所见即全部”这种片面中国知识观的影响下，西方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一直缺乏客观性。17世纪至18世纪初，伴随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和德国的莱布尼茨等思想家曾一度向遥远的中国寻找参照，对于歌德、莱布尼茨等东方理想主义者而言，个别知识碎片的光辉足以让他们痴迷于中国。歌德就在阅读《好逑传》之后盛赞中国，“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欧洲到中国的海上航路开辟后，大批商人、外交官和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将中国的方方面面传播介绍到欧洲。在这一过程中，出于经商、军事和传教等现实考虑，中国社会被进行功利性解剖并将其与西方现代文明作对比，许多当时来华的外国记者，对近现代中国百姓的生活现状加以夸张性描摹，描述为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等等。受此影响，对于当时参与介绍中国的绝大多数西方中心主义者来说，中国是一个陈腐、落后和应该被现代文明加以改造的对象，这导致“中国落后”的观点开始在西方世界变得根深蒂固。更有甚者，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辉煌成就，西方人仍旧是“不听、不闻、不信”。

  缺位的全球性思想建构。长期以来，除莱布尼茨等少数东方理想主义者外，大多数西方人将中国视为需要被启蒙的对象，在中国知识界也有部分学者唯西方马首是瞻。这不仅导致近百年来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荒废了自家思想的“田地”，使得西方各种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也造成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参与全球性思想建构的功能性乏力。“儒、释、道”三种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在世界范围内缺乏纯粹学术和译介之外的对话空间。以儒家思想为例，其影响力一直局限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儒家文化圈内，不仅如此，在整个亚洲崛起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大多被西方现代思想价值体系所取代。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转向拥抱西方思想价值体系。1971年起，韩国在小学教育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2005年其更是向世界宣告要摆脱中华文化的束缚，在西方思想的引导下建立独特的韩国文化与民族。1965年立国后，新加坡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积极拥抱西方社会，通过推广英语语言、全面推行西方制度等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与西方保持高度一致。亚洲之外的区域和国家大多缺乏对中国哲学和思想体系的系统认知，虽然1949年之后，毛主义（MAOISM）曾在拉美、非洲和南亚等地区的国家中掀起过一股左翼主义浪潮，但在美西方的强力政治干预和舆论打压下，目前已大多处于沉寂。毋庸置疑，当代中国通过其自身发展为全球贡献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世界正在经历从“世界启蒙中国”到“中国重新启蒙世界”的重大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如何为全球思想体系的建构贡献中国思想与智慧已成为一个全球知识界需共同思考的话题。

  传统与现代边界的对立与模糊。出于政治对立、经济对垒和文化对抗等多重目的，西方主导的海外文化界和思想界在世界范围内人为地制造了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两个迥异的中国形象。这一“他塑”的过程掺杂了十分复杂的西方叙事策略。一方面，西方文化界和思想界通过影视、艺术、媒体以及代理人培育等多种方式，从不同角度建构性强化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强大的传媒手段解构甚或割裂中国传统与当代社会，试图在中国催生出离经叛道甚至垮掉的一代。这种“他塑”力量意图塑造的认知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向趋离的。这导致世界在认知中国时极易形成中国传统和现代的边界形态迥然对立的印象，亦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领导的中国与传统中国在内部文化建设上是撕裂的。我们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这种“他塑”的危险，习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这种强调贯通“今天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的思想，就是中国在新的历史关键节点上对于这种危险的战略性警示。

  汉学是域外关于中国的学问。从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法国的学院汉学再到美国的当代中国学，汉学以贯通中西两种文明和文化的桥梁的姿态为世界所认识。早期的游记汉学是片段性和碎片化的，同时也是对西方充满致命诱惑的，即使是说西方的游记汉学启发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探索也毫不为过。传教士汉学是教廷出于在华传教的目的而认识中国的一种重要学术手段，但长期在华传教的生活经历无形中塑造出了一大批精通中文和中国社会思想、历史、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中国通”，这使得早期的传教士汉学在“他塑”中国的过程中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客观性。从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第一个满语鞑靼语讲席开始，学院汉学一直在中国开展深度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劫掠了大量敦煌文献，惊艳了整个西方学术界，这使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一种学术上的敬畏心态。当代美国中国学由费正清开创，出于制华政治需要，其在内部信息分享和获取通道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客观性，虽然他们公开的涉华报告意识形态色彩明显，但其掌握的涉华信息相对全面，从而丰富了西方世界认知中国的知识维度。总的看来，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汉学路径是我们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和传播自身形象时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

  汉学“他塑”中国过程中的知识路径。据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统计，全球范围内共计产生了8934名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的研究范围涉及中国知识系统的各个领域，如果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置于同一时空下来看，这些域外学者勾勒的中国知识图景系统而完善，有些成果甚至参与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知识谱系和学术谱系的建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斐然。例如，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演变的研究创见颇多，许多研究甚至成为当代中国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参照。早期敦煌学家沙畹（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的敦煌文献研究也都居功至伟。但事实上，因这些汉学家分散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分属不同的语言文化区域，在信息科技不是特别发达的汉学早期发展过程中，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些“老外”关于中国的知识研究系统性贯穿。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绝大多数国家关于中国的知识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如果我们站在国家形象安全的角度来审视这种汉学所需填补的知识的“稀缺性”，最起码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和参考。首先，汉学家们关于中国的知识的专业化程度颇高，这种专业化的中国知识的获取、研究和传播对于海外视野下准确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的知识的专业化程度和深度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这一点上，汉学关于中国的知识路径也十分值得参考。其次，在关于中国知识的系统性程度方面，汉学也存在着一种先天的缺陷。大多数汉学家在某一专业领域深耕研究，但其在对整体的中华文化语境和文化背景的系统性驾驭和领悟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认知中国方面呈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对中国的认识缺乏一种基于历史、文化语境的整体观。连汉学家对于中国的认知尚存在系统性缺位，更遑论普通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知识理解的全面性和立体性。鉴于此，全面性、系统性和立体性的中国知识梳理与传播已经迫在眉睫。最后，汉学家普遍在其所研究的领域与中国知识界有较强的互动，这使得汉学家群体在建构中国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知识校准和纠偏能力。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加大以汉学为载体的中国知识的双向流动的流量和速度，加深世界关于中国的互动性理解。

  汉学“他塑”中国过程中的思想路径。毋庸置疑，汉学在“他塑”中国的过程中遵循了一条独特的“以西释中”的思想路径。西学的学术背景和训练方法使得绝大多数的汉学家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都保持着一种明确的西方视域。上文谈及的高本汉虽然对中国音韵学和字源学的发展有颇多建树，但其基本的学术思想还是建立在西方语言学的基础之上。伯希和等人的敦煌研究也多是以西方的博物学、考古学和文献学作为价值标准。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一直未能跳出英美新批评的理论陷阱，倪豪士的唐代传奇研究也一直受困于结构主义的桎梏。这些心态上最接近中国的汉学家们很难在理解中国和表述中国时彻底抛开他们的西方逻辑和思想立场，中国的“儒释道”等思想精髓在汉学家那里大多是外在的、甚至是对立性的参照物，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等思想观念本身并未能真正成塑一个汉学家的灵魂。

  汉学家群体“他塑”中国的路径应该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第一，如果汉学家们在理解中国的过程中都不能摆脱自身思想系统的羁绊，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厘清汉学群体之外的知识群体和思想群体关于中国的话语逻辑。第二，这些经常出入中国并交游于中国学界的汉学家们尚且难以克服自身关于中国的思想偏见，未来，我们在全球化视域下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时又该如何成塑其他那些对中国比较陌生的知识群体和思想群体关于中国的现实想象力。第三，对这些汉学“他塑”中国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路径，我们是应该放任其按照学术规律自由发展还是应予以适当的引导与干预，这实际上关乎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逻辑问题。

  汉学“他塑”中国过程中的形象逻辑。在汉学“他塑”中国的过程中一直暗含了三个或隐或显的形象逻辑。第一个形象逻辑属于传统的汉学（Sinology）。在这一形象逻辑体系内，中国的思想、历史和文化传统是深厚的，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充沛的学术价值。无论是早期的传教士还是学院派的汉学家们都十分热爱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甚至穷其一生在某一领域孜孜以求。虽然如上文所述，这些汉学家们关于传统中国的知识存在着系统性语境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性全景深理解的缺位等诸多问题。但是，在这一形象逻辑下“他塑”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特点往往是虽然苍老却也精神饱满而健康的。从史景迁（1936～2021）和施舟人（1934～2021）等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一形象逻辑所饱含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深厚感情。第二个形象逻辑属于当代中国学（China Studies）。这一形象逻辑肇始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隔绝催生出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情报和信息的现实需要，这一形象逻辑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虽然特里尔《传》以及傅高义《传》这类中国政治人物传记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但类似费正清《剑桥中国史》这样多卷本学术专论尽管力图通过考古学与历史学论述并用的方式保持其学术的客观性，可通读之后，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史学观还是昭然若揭。第三个形象逻辑属于后汉学（New Sinology），2005年，澳大利亚汉学家Geremie R. Barm提出这一汉学学术方法和学术倾向，他认为，应该采用一种综合而整体性的认知取向来认识和理解中国，对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应该进行贯通性的理解。这一形象逻辑非常切合2023年11月24日召开的世界中国学大会对于世界中国学研究范畴的界定，也非常符合当代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形象设定路径。

  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言，汉学的研究领域从整体来看涵盖了中国知识、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具体的语言文化区域甚或单一的国别中，汉学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显得支离破碎。无论从知识路径、思想路径还是形象逻辑来看，汉学在“他塑”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话语成塑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以汉学资源为先导，积极从汉学话语能力建设的联络机制、汉学话语表达的智库模型和汉学话语理解的对话形态三个层次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良性认知，构建具有积极“他塑”功能的全球性汉学话语格局。

  汉学话语能力建设的联络机制。与全球文化发展趋势相适应，世界汉学一直遵循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路径。汉学兴起于西方，传统汉学的重心一直为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西欧国家的学术力量所支配，而当代中国学则以战后的美国和英国的发展最为迅猛，即便是开研究方案和研究范式之先河的新汉学（后汉学）也肇始于同属西方阵营的澳大利亚。西方发达国家俨然已经借助汉学的发展成为中国之外的世界最重要的解读中国的学术中心，世界各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都唯西方马首是瞻。这一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后果是，西方国家内部之间学术壁垒重重，因为学术席位和研究机构人员设置等客观原因，汉学学术资源的流动不如本土学术资源那样畅通。西欧各国内部汉学学者间的联络机制尚未形成，欧洲和北美汉学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并不十分活跃。在这样一种学术发展趋势下，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国家间基于中国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联络机制更是十分匮乏。长期以来，在中东欧、南亚、中东、南美和非洲等学术欠发达地区，汉学学者队伍建设以及学者间的联络机制一直未能系统建立起来。这导致关于中国研究的全球贯通的信息网络难以形成，汉学学术数据缺乏全球共享，一个个“信息茧房”已经严重制约世界汉学的发展，汉学话语能力建设面临着十分严重的信息瓶颈。

  因此，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应该从两个方面强化汉学话语能力建设的联络机制，助力全球汉学话语生态的良性健康发展。首先，要通过全球性的汉学家理事会建设将全球汉学学术研究整合进一个完整的学术系统。这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汉学学术研究信息，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汉学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对汉学整体发展的干扰，进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汉学家这一知识群体在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其次，要加强不同语言文化区域内汉学联络机制的建设，改变个别国家汉学研究小而散的状态，以国别为单位强化全球范围内的国别汉学单元，形成中国表达的有力汉学支点，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强有力的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汉学话语支撑系统。

  汉学话语表达的智库模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十分注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强调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海外接受语境、审美趣味、价值选择等缺乏深入的判断和分析，导致大量的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时并未形成应有的传播实效。鉴于此，我们应该从三个维度出发，建立适应多元复杂国际话语环境的汉学话语表达智库模型。其中，第一个维度应该解决“汉学是什么”的问题，应该在坚持贯通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世界汉学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资源，深化汉学家们对中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理解。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海外人脉资源，汉学家群体在诠释中国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强大的话语潜能。我们要以汉学研究为基础，以汉学家为思想源，构建多学科、跨领域，产、学、研融合发展的世界汉学话语体系创新机制。充分利用好海外的汉学家群体和中国学研究学者队伍，对于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水平，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二个维度应该解决“汉学为什么”的问题，深刻了解世界不同语言文化区域汉学家的思维特点、研究重心以及学术谱系，进而对汉学在该区域之所以发生和发展的各方面机制进行全面理解，进而能够根据汉学家们的学术心态对其研究工作进行积极的话语引导，并对一些关键研究领域进行重点扶持和帮助，对关于中国研究的薄弱领域予以资源性协助，这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疏导汉学研究中出现的偏误和讹误现象。

  第三个维度应该解决“汉学怎么办”的问题。我们既要对汉学家们关于中国的意见反馈给予及时的回应，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汉学已经进入一个断代的发展时期，汉学家群体的规模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壮大。长期以来，汉学家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属于小众的知识群体，对中国的热爱使他们保持着对于中国研究的热情，但汉学学术研究机构的稀少，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文章出版发表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与学术水平的提高。目前全球汉学家群体中，年龄超过70岁以上的人群占比已经突破了70%，汉学家总人数面临断崖式下降的风险。在世界范围内加大中青年汉学人才培养力度已经迫在眉睫。

  汉学话语理解的对话形态。世界汉学话语对话的健康形态有利于增进世界范围内汉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反过来又能进一步强化汉学界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认知。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导向下，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乃至一个国家内部的汉学家之间都鲜有交流，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世界汉学被割裂为碎片化的专业领域，汉学家们甚至在本国有限的汉学资源分配中处于一种激烈的内部竞争状态。汉学话语理解因对话机制的缺失而严重缺位，而这种话语理解的缺位直接造成了对话形态上的恶性循环。全球性的汉学家对话、理解与交流以及区域国别范围内的汉学家们常态化的互动对于突破因对话机制缺失而造成的理解瓶颈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2023年召开的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这一全球性汉学对话理解机制以及巴尔干汉学家大会等区域性汉学对话形态，已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实现了有效破局。全世界的汉学家们如果能够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联合起来，自然会形成一股具有深刻文明洞穿力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话语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的话语影响。

  当今世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剧，全世界内生态环境问题凸显，部分美西方国家在对华认知中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在这一纷纭复杂的历史变局中，中国必须快速实现从一个“聆听者”向“主动讲述者”的角色转变，清晰地向世界阐明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国作为讲述者的角色和身份塑造以及话语情态的选择都显得至关重要。汉学家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身处中外两种文明的交汇点，其话语能力和话语效果不容小觑。坚持以汉学家为主体的文明对话与沟通，不仅能够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摒弃因理解缺位所导致的思想观念上的傲慢和偏见，还能够通过汉学家对中外文化交流项目的亲身参与，在文化融通互动实践中消除不同文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文化壁垒，进而通过增进文化理解来那些根深蒂固的妨碍心灵互动的错误观念。

  习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并清晰地阐述了全球文明对话的四个“共同倡导”，即“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四个倡导亦应成为汉学对话格局构建的根本指针。汉学家群体深受中外至少两种及以上文明或文化的熏陶和濡染，他们作为中外文明对话的独特主体，能为中国文明与其他不同文明相遇相知提供一条独特的路径。健康的汉学话语理解的对话形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不同经济、政治话语环境下阻碍中外深层次交往的精神隔阂。宏阔的汉学话语格局也必然会使汉学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学术桥梁，使汉学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汉学家群体的同心协力，将带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知识群体和思想群体共同绘就人类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美好画卷。

  [1]《习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7月4日，第1版。

  费正清，2012，《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